梁思成先生的“检讨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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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思成先生的“检讨”

梁思成关于建筑创作思想的言论,在解放之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,这次变化发生在1951年。对于梁先生思想变化的具体细节,已无法考证了。为了说明这种变化,可以研究一下梁先生的两篇文章。一篇是1950年2月,他与陈占祥合写的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》(以下简称《建议》)。

1949年,新中国定都北京。首都要建设,就必须有建设方针和规划方案。梁思成邀请从英国归来的陈占祥一起共同来完成这个规划。陈占祥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专家。由梁、陈二人合作,所完成的北京市城市规划总体方案,史称“梁陈方案”。这个《建议》是“梁陈方案”的一个说明性文件。在这个方案里,完全采用了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,结合北京实际,提出了合理、经济、切实可行的首都城市建设方针。在这个规划中,方案将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放在“月坛”以西、“公主坟”以东地区。在《建议》中,梁先生与陈先生向中央陈述了这个规划的理由。他们明确反对在北京老城区内建设“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”。60多年过去了,历史已经完全证实:他们指出的关于“在北京旧城区开展大规模建设存在问题的严重性”。这个《建议》写得十分中肯,共分四大部分陈述:1.建设首都行政机关有什么客观条件?2.在旧城区内建筑政府中心之困难与缺点。3.逃避解决区域面积分配而片面设法建造办公楼,不能解决问题,还加增全市性的问题。4.在西郊近域地点建设政府中心是全面解决问题。方案的前瞻性,60多年过去了,大概无人再会怀疑。但是许多人以为这个方案是不现实的,其理由是:建设一个新城区,一次性投资太大,当时没有钱,似乎改造旧城是当时唯一的出路。《建议》说得很清楚,旧城改造的方法是19世纪西方城市发展的失败的教训。北京的建设不能走西方的老路。除此以外,梁先生还有一个十分担心的问题,就是在旧城区怎样进行新建筑的建设问题,他担心新建筑破坏北京古城的城市环境。他说:“如果原有城市道路的改造,把大量新时代高楼建在文物中心区域,它必然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,破坏其外貌,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是相抵触的。”不幸的是,梁先生的这种担心,现在已成现实。如果当时能实现《建议》,整个北京古城整体保护下来,其意义之大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。《建议》对于北京市建设中有关建筑设计问题,梁先生在“要有建筑体形上的决定”一节中写道:“建筑本身的形体必须是适合于现时代及有发展性的工作需要的布置;必须忠实地依据现代经济的材料和技术;必须能同时利用本土材料,表现民族传统特征及时代精神的创造;不是盲目地模仿古制和外国形式。”而且在《建议》附件的说明二“建筑的形体”中,梁先生又一次重申反对“宫殿式”和“外国式”的“形式主义的建筑”。1951年8月,梁先生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《关于长安街规划问题》。我们发现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在这篇文章里,梁先生对当时北京旧城里建设的新建筑出现的混乱现象十分不满,又感到束手无策,他开始作自我检讨,把一切责任归罪于自己,希望周总理出面帮助自己解脱困境。其实新、古建筑之间“体形”上的矛盾,根本不是依靠“建筑设计”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,因为这是一个规划问题。换句通俗的话来说,在古建筑附近只要盖新建筑,这种视觉上的矛盾就始终存在;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建筑,一般只有1层,屋顶是曲面的,这与一般新建筑的体形之间,反差太大。梁先生在这里替错误决策承担了责任。梁先生还对自己几十年来的学术思想作了一个深刻的“检讨”。从梁先生的文字中,我们起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:1.从1950年2月-1951年8月梁先生关于建筑创作思想的言论发生了大变化。2.在1950年2月之前,梁先生是同意中国建筑是要走现代主义创作道路的。他的名著《清式营造则例》的绪论所表达的历史观是西方结构理性主义的。他在《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》一文中明确了中国建筑要走“国际式”的道路。1950年2月梁先生在《建议》中,又重申建筑形体追随功能和忠实于材料和技术的西方建筑设计思想。3.在1951年8月之后,梁先生“痛悔过去误信了割断历史的建筑理论”(现代建筑的理论)。他要放弃过去的信仰。4.在1951年8月之后,梁先生把建筑设计问题当成了一个“爱国主义”的问题。从梁先生的“检讨”至今又过了60多年。无论是世界建筑史,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城市面貌发生的巨变,都证明了现代建筑的创作道路并不是西方所特有的“专利”,它是一种客观的规律,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。建筑创作应该追随功能和技术的进步,这是科学研究的结论。如果梁先生上天有灵,看见了当今的世界,不知又当如何感慨?从梁先生的“检讨”的字里行间中,我们隐约看见了这位先哲内心的痛苦,因为任何一位学者,要否定自己几十年的学术信仰,都是不能忍受的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发生这种变化呢?1950年2月,中国与苏联签订了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,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。这两件大事不仅对当时的中国政治,而且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影响极为深刻。当时所有的留美归国的学者,都需要在政治上与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。政治上的“一边倒”造成学术上的“一边倒”。我记得在中学学习时,英语不学了,要学俄语。物理和化学中的科学家都是俄国的,包括蒸汽机也变成了俄国人的发明。对于这个现象,年轻人也许不能理解,但是凡经历过当年政治运动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,而且大家都会对梁先生抱有同情之心。与梁先生相同,当时许多从国外回来的学者都曾作过这样的“检讨”,比如潘光旦等。再举一个例子:郭沫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曾经公开宣布,他一辈子所写的文章全是一堆废纸,毫无意义。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啊!所以我以为,梁先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说的一些话,是不能作数的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,在以“革命”为名义的压力之下,谁又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呢?但是今天,如果抓住梁先生在“检讨”中说的话,大搞复古,我以为就是违背了梁先生的心愿;因为歪曲梁先生的建筑理想,就是歪曲梁先生的建筑历史观,否认他1951年以前的所有学术研究成果,这是不能容忍的。 (本文有删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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